蔡和森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沉浮
发布人:秘书处发布时间:2020-10-27

蔡和森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沉浮

——“顺直省委改组事件”后的多方角力
贾凯


[摘要]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开始恢复和整顿各级党组织。自1927年9月至1928年2月,蔡和森直接领导中共顺直省委前两次改组,前两次改组中蔡和森所犯的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引起顺直省委的不满,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蔡和森政治局委员职务。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的决定十分不满,并多次施压,要求恢复蔡和森的政治局委员职务。随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的破产,中共中央意识到对于蔡和森处分的不妥,最终决定恢复其政治局委员职务。
[关键词] 蔡和森;政治局;顺直省委;改组;共产国际

一、蔡和森与顺直省委前两次改组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李维汉主持,上午罗明纳兹作长篇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下午讨论罗明纳兹的报告,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决定党在组织路线上的重大转变,改造各级机关,强化党的统一领导。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开始恢复和整顿各级党组织。10月,中共中央派出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等机构。北方局以蔡和森、王荷波等4人组成,C.Y代表参加,王荷波担任书记,蔡和森任秘书,管理顺直、山西、满洲、内蒙古等处党组织,后增加山东党组织。
     9月上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北京成立。此后,王荷波、蔡和森到天津对顺直省委进行考察,认为彭述之是机会主义代表,决定改组顺直省委。9月中旬,北方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工作及顺直省委改组问题。9月22日,王荷波在天津主持北方局扩大会议和顺直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蔡和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改组顺直省委,由朱锦堂任省委书记并设常委委员5名。 改组后,顺直省委又派人到地方党组织传达会议精神。晋奉战争爆发后,中共顺直省委认为这时实行革命暴动的有利时机,遂于10月16日通过《北方暴动计划》,提出在北京、天津、京东等地发动大暴动。10月,京东玉田农民暴动失败,领导人于方舟、杨春霖等被俘牺牲同时,北京市委在准备暴动过程中被叛徒出卖,导致王荷波等人被杀害,北方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此后,顺治地区的党、团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省委所属党员由8月的2600名减为12月的1204名。
     1927年11月9日至11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从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蔡和森、彭述之等人代表北方局出席会议。而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顺直省委代行原北方局职权,对中共中央负责。12月4日,中央常委会通过了蔡和森起草的《中央北方工作决议案》,决定由蔡和森任中央驻北方巡视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彭述之立即停职。这次会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一直高涨的说法,否认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这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12月底,蔡和森抵达天津,根据1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直隶省委工作教训和方针》和顺直省委《组织问题决议案》的要求,对顺直省委实行第二次改组。1928年1月底,蔡和森以中央巡视员名义主持召开顺直省委第二次改组会议,天津、唐山、京东等地的工农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组织问题和党内问题等决议案,对彭述之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表现出过于对个人进行批评的倾向。改组后,省委设常委7名、委员12名(其中工人8名、农民1名),书记由铁路工人出身的王藻文担任。到三月为止,顺直省委在40多个县建立了党组织,所属党员约2000名。
      对于顺直省委第二次改组,中央经历了一个由反对到承认的态度转变,这在顺直党内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6日听取彭述之、刘伯庄关于顺直省委工作汇报后,意识到顺直问题比较复杂,决定暂停改组,立即调蔡和森、朱锦棠回中央解决问题。 接到中央通知后,蔡和森认为唐山工人支部训练班尚未结束,自己不能立即离开,省委改组问题需要向中央作详细报告,等办完训练班后再回中央。接到蔡和森关于改组问题的书面报告,以及2月7日、13日分别听取旧省委、新省委代表关于顺直党工作汇报后,中央常委会决定批准改组后的新省委。 “中央认改组会的精神是对的,改组省委为正当,新省委成分亦相当健全可以工作,但改组会的各决议案中犯了许多错误应当纠正,于是发了第二封告顺直同志书,所谓顺直问题至此解决。” 2月中旬,蔡和森结束在北方的巡视工作,从天津启程返回上海。

二、从开除到恢复:共产国际的斡旋与中共中央态度的转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会议代表有142名,其中84名代表有选举权。大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及以后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统一了全党思想。“六大”期间,共产国际决定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由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派出常驻代表。 7月19日,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蔡和森等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任委员,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7月底,蔡和森动身回国。7月22至23日,在刘少奇主持下,顺直省委第三次改组,顺直省委提出追究蔡和森在前两次改组过程中的极端民主化等严重错误,要求开除蔡和森政治局职务。 11月20日蔡和森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职务 。1928年底,蔡和森病情加重,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到莫斯科治病,并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1929年初,蔡和森、蔡妮从上海出发,经满洲里到达莫斯科,住在克里米亚医院附近的联盟旅馆。
    蔡和森抵达莫斯科后,瞿秋白等中共代表团成员以及共产国际均对其赴俄感到困惑,也不知如何安排安置他。4月25日,瞿秋白向中共中央致信:“我们提议和森同志到列宁学院来读书(他反正是病着不能工作,我们理论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6月7日,米夫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中要求:“请报告全会(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情况。至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请告所有内部分歧意见。请谈谈蔡和森情况,免掉他的职务和现在让他到我们这里来得原因是什么?” 6月4日,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处的信中,汇报蔡和森被开除政治局一事:
     蔡和森根据个人愿望离开了政治局。我们尝试跟同志们谈了让他返回政治局的问题。向忠发坚决反对,并说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会削弱政治局的威信。这对我们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好像大家都参加了反蔡的政治运动。从代表大会回来后,直隶省委作出了反对蔡和森和王藻文的尖锐决定,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同志们纷纷指责他们在会议前后所犯的各种过错。我们同蔡谈了话,他给我们留下了被击败和有病的样子。他们都怕进行自我批评。蔡声明说:“我没有工作经验,犯了右的和左的错误。听我说:我参加政治局,影响了政治局的工作,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而我影响了工作,我请求休假”。蔡作出这个声明之后,对政治局进行了批评,政治局同意蔡去你们那里。需要给他治治病。
     6月15日,瞿秋白致信中共中央再次问及蔡和森情况:“和森兄来,因此略知近况。此地所接材料虽多,然仍无兄方自己编就的系统报告,始终感觉这是一个缺点。” 蔡和森的低调、缄默、隐忍,给张国焘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来到莫斯科,他保持极度缄默,不愿表示任何意见,也没有向共产国际作任何的申诉,仅要求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他也绝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谈论中共内部的事,甚至不轻易与人来往,终日索居在住所中,借助于字典,埋头读书。我觉得我责无旁贷应为蔡和森作不平之鸣,但他却反对我这样做,甚至声言如果我这样做,他将指斥我无事生非。
     从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许他觉得在目前汹涌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为右倾,都会或多或少的倒霉,那里还有甚么道理可讲!任何申诉都于事无补。
7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信》,通知“在莫同志负责起草中共党纲。这个党纲起草委员会中央制定秋白、国涛、茂怀,定一、若飞、和森(中夏要调回国,故不参加)六同志,以秋白为书记。时间限三个月完成,六月内运送回中国” 。这表明中共中央对于蔡和森态度的细微转变。瞿秋白致信中共中央,建议派邓中夏或蔡和森赴远东工作,成立一个临时满洲局,指挥当地工作。 9月15日,瞿秋白致信中共中央,谈到“反对和森式的‘党内和平’主张。——此事应在十二月中使莫斯科能接到报告” 。这表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对于蔡和森被开除事件仍然充满了疑惑。
     1930年6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作报告,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参加了讨论。蔡和森被开除政治局委员职务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曾不断向中共中央施压,要求让蔡返回政治局,但被向忠发等人坚拒,就连蔡对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报告的修改意见也未被采纳。 但是,随着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共产国际对瞿秋白等人的工作更加不满,考虑派蔡和森立即回国。“柏金斯基首先去找蔡和森,要求他立即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蔡和森表示无力负担这个任务,不愿回国。柏金斯基用激将法的口吻向蔡和森说,他和他的同僚都认为蔡是可爱的同志,既能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又能置身于党内纠纷之外,但与张国焘同志相较,负责的勇气则还有逊色。蔡和森并未因柏金斯基的力劝,而改变初衷,他进而向柏金斯基建议”最好派张国焘回国。 随着李立三盲动主义的彻底失败,中共中央要求蔡和森回国工作的声音越来越大。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上,何孟雄等老干部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焘、蔡和森回国工作,李立三、瞿秋白退出中共中央,周恩来改正错误后才能继续待在政治局。 10月初,李立三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动身到莫斯科作检讨,承认在开除蔡和森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事上的错误。这为蔡和森回国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12月,蔡和森与张国焘、郭少棠、张闻天等一起商量,向共产国际提出回国的要求。

三、政治局委员职务的最终恢复

1930年底至1931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在粤工作的李富春因外出执行任务而幸免于难。1931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两广委员会,由李富春任书记。 但是,李富春建议中央尽速补充干部到广东。“中央调人来特别要注意能适合广东工作者,尤其要能适合香港的环境” ,“来的同志最好是广东人,最好是在上海工作的干部,而在实际工作中真能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真能艰苦工作的同志” 。接替李富春的正是“在上海工作过”、“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蔡和森!
      1931年1月中旬,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2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任命蔡和森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3月25日,中央决定派蔡和森接替李富春,担任两广省委书记。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中共中央从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钱壮飞确认此消息后,委托周恩来紧急处理此事。周恩来在陈云等的协助下,果断采取措施,将可能暴露的干部迅速转移。中共中央改变工作方式,尽可能少地召开会议,采取分头负责的方法。
      5月初,蔡和森抵达香港,担任两广省委书记。 为了尽快恢复两广党组织,蔡和森不是在省委机关办公,就是到工人群众中去,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尽管广东革命形势十分险恶,蔡和森还是以革命乐观主义鼓舞同志。对于蔡和森来说,每次外出工作都已经做好被捕牺牲的准备。6月10日,蔡和森出席海员工会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组织已经得知顾顺章抵达香港,因为顾顺章认识蔡和森,所以劝他多加戒备。家人也认为目标太明显,非常危险,劝蔡和森不要到现场开会。但是蔡和森认为会议重要,不亲自去参加不放心。据蔡和森妻子李一纯回忆:
      记得那是中午十二点,他将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在房里踱来踱去,心里在考虑如何开好这个会以及应变的方案,孩子扯着他要听故事,他哪里会有心思讲故事,就把孩子交给我,对我讲:“这个会我不去不放心,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
      中午,蔡和森刚进入会场,就被顾顺章会同港警逮捕,同时被捕入狱的还有王克全等人。蔡和森被捕后的具体情况已无从可查,但是从后来解密敌伪档案,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当时的情况。
      当经(审)讯,据该犯胡世辉即蔡和森供称:年三十七岁,江西萍乡县人,直认前在萍乡县立中学校毕业,曾充小学校教员,又曾在北京大学肄业。民国十五年往南洋吉隆坡埠,前在兢业两(高)等小学(任)教员。于民国十五年七月,由罗俊介绍我加入马来共产党。(民国)十六年八月,曾负责兢业学校支部书记。(民国)十八年春季,又改负责共党南洋临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直到今年四月,因共党广东省委各机关以及负责人多被破获,当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写信寄去马来共产党中央,声明此事,请派三数干部同志来港,听候广东省委分配工作。今年五月,由马来共党中央派我来港,并嘱我如到港时,通讯往湾仔洛克道四六四号三楼王世荣收,广东省委使有人找接头。我到港时依(嘱)迅(速)通讯,果有省委组织部良万俊找我接头谈话,并派我为负责省委宣传部干事。现又正由共党中央派我为负责广东省委委员。本指定李一秋为省委书记,因李一秋在沪未到,又由共党中央指定我为负责代理省委书记(主席)。
从这份供词可以看出,敌人没有因为这份“供词”而有所缉获,蔡和森所供述均为编造的“假材料”。虽然当局并未从蔡和森的供述中有所收获,由于认定蔡和森是“赤匪要犯”,再加上叛徒指认,最后决定将蔡和森枪决。这份密报简述了蔡和森牺牲过程:“除将该匪胡世辉即蔡和生一名,当经于(1931年)八月四日执行枪决,并饬严缉供开赤匪归案究办” 。蔡和森牺牲时,年仅36岁。在他被捕前,共产国际执委会已经通知中共中央,同意恢复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但是,此时蔡和森已动身赴香港。直到牺牲,蔡和森都不知道这个消息……

作者贾凯,现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原载于《湘潮》(下半月)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