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中国革命的“普罗米修斯”
贾凯
蔡和森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自党的“二大”至“六大”，蔡和森一直是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他对于新民学会的筹建，赴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展等，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如普罗米修斯一般，将在法国“猛看猛译”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的建党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蔡和森短暂的一生是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年的3月30日，是蔡和森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回顾蔡和森的革命生涯，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更有助于丰富和深化人们对于党的早期历史的认识。
乾坤一少年——蔡和森革命思想的孕育
蔡和森双姓蔡林，字润寰，号泽膺，名和仙（龢仙），和森是他的别号。蔡和森于1895年3月30日出生于上海机器制造总局。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降临这个世界，似乎注定了蔡和森的一生与中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蔡和森出生之前，大姐庆熙、大哥泽广、二哥泽庶、二姐顺熙已先后诞生于这个家庭。蔡和森生在上海，长在双峰。1899年，葛健豪因为接济一位贫苦工人，与蔡蓉峰爆发严重冲突，遂带子女们离开上海回到湖南。
蔡母携子女返回湖南后，先在永丰暂住，后搬到荷叶镇。蔡和森在葛家的桂林堂、光甲堂度过了童年时代。年幼的蔡和森喜欢读书，开始读的主要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启蒙教材，天资聪颖的蔡和森很受教书先生的喜爱。在荷叶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湖湘文化影响的蔡和森，不仅勤奋好学，还热爱劳动，同情劳动人民。有一次，刚满十周岁的蔡和森带着蔡畅去田地里种豆子，当二人看到附近田地里的曾老伯劳动很吃力时，便去帮助老伯种豆子。一上午的功夫，老伯的豆子种好了，自己家的豆子却没有种。蔡母葛健豪非但没有批评他们，还表扬了他们。在光甲堂的几年时间里，蔡家连遭变故，蔡蓉峰、葛健豪在变卖房屋、田地后，被迫搬回了永丰镇。为家庭谋生，蔡蓉峰把和森送到蔡广祥辣酱店当学徒。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不能阻止蔡和森对于读书的渴望。除了白天工作不能读书以外，晚上和森经常借助一盏小油灯的昏暗灯光读书，往往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后来，蔡和森也趁老板不注意和店里生意不忙的时候，偷偷看书。有一次，老板发现蔡和森在看书，就把他手中的书撕烂，蔡和森愤而离店，结束了自己的学徒生涯。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别与不平等，为年幼的蔡和森心中留下了反抗旧社会、解放劳苦大众的种子。
当蔡蓉峰、葛健豪得知蔡和森读书的强烈愿望后，便决定送蔡和森去读书。1911年秋，蔡和森入永丰初等小学堂。在自己的刻苦努力下，再加上老师和姑父的辅导，入学不久蔡和森就取得很大进步，其诗文名扬全校。1912年春，仅入学一年的蔡和森被推荐到高等小学就读。高小毕业后，蔡和森决心走出永丰，到省城求学。葛健豪遂变卖自己的嫁妆，供和森赴长沙求学。
恰同学少年——与毛泽东、萧子升等人组建新民学会
1913年春节刚过，蔡和森就告别亲友，与表兄葛光宙来到长沙。抵达省城后，蔡和森获悉湖南铁路专门学校正在招生的消息后，决计去试试这个学校。在招生考试中，当评阅老师审阅蔡和森写的作文时，被这篇文章的构思、文笔、论述、观点等所震惊了，破例给蔡和森的作文打分105分。蔡和森的才学可见一斑。后来该校因为政治原因而停办，入学仅半年的蔡和森被迫失学。
正当蔡和森为择校而一筹莫展时，报纸上登载了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扩招的消息，而且学校不收学费，还发给生活津贴。这对于蔡和森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出路。1913年秋，蔡和森以优异的成绩被第一师范录取，被编入第六班学习。
1914年2月，湖南省政府把省立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毛泽东也转入一师。不久，毛泽东、蔡和森便熟识，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蔡和森爱好古文，能背诵《诗经》、《昭明文选》等古文经典，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在蔡和森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古文也产生了浓厚兴趣。毛泽东会把自己写好的古文给蔡和森看，让他提意见；蔡和森也会把自己的文章和读书笔记送给毛泽东，请他批评指正。毛、蔡两人互相帮助、相互促进的精神，给全校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读书闲暇，毛泽东、蔡和森经常畅游湘江，游完后或坐或跑，随意漫谈，探讨救国救民问题。当时同学们称蔡和森为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毛、蔡在湖南青年界已小有名气。
1915年4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专修文学部，采用类似传统学院的办学体制。苦于众多课程的束缚，蔡和森很想进入高师专修科自由读书。7月，杨昌济被高师聘为伦理学教授，蔡和森经常前去问学请教。秋季时，蔡和森终于如愿考入高师，编入文史专科乙班。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思想开明、关爱学生的杨昌济订阅数份，分送毛、蔡等同学传阅。毛、蔡思想开始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蔡和森赞同陈独秀对孔子思想的抨击，并开始对墨子兼爱非攻思想产生强烈兴趣。在杨昌济的启发下，蔡和森对谭嗣同的《仁学》进行了认真阅读，十分赞同谭嗣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批判，对其思想很推崇，逐渐成为一名领风气之先的新青年。
1917年6月30日，蔡和森从湖南高师毕业。一家人从饮马堂迁往湘江河畔的刘家台子居住。毛泽东、张昆弟等同学经常过河相聚，共同探讨学习、人生问题，纵论改造国民性等问题。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蔡和森对社会学、人生哲学等具有浓厚兴趣，认为“雕章琢句，弄月吟风，非我等今日事”。当时墨子思想对蔡和森影响很大。据沈宜甲回忆：“和森受古人思想影响最大的为墨子……他的兼爱即众生平等，无富贵贫贱及男尊女卑之分；他的非攻即反对武力欺侮弱小；他又主张磨顶放踵以利天下，即为全人类服务，不是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在读书学习之外，蔡和森积极进行社会实践。蔡和森与毛泽东等学友发起组织“工人夜学”，教工人写信、算账，免收费用，力求“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隔离”，使“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1918年春，蔡和森与毛泽东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读“无字书”。蔡和森与毛泽东到一处吃一处，遇着寺庙就进去找和尚聊天，遇着机关、学校，就给人家送字，完全以“游学”的方法来解决吃饭问题。据萧三回忆：“他们走到哪里，白天帮农民干活，晚上给农民送字写信，以解决食宿。有时他们也住庙宿野，山果充饥。他们在旅游中考察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及农民生活状况。” 这段游学经历使蔡和森认识到贫穷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能彻底变革社会。
在讨论个人与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人深感组织一个团体的必要性。经过多次酝酿讨论，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湖南长沙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宣告成立。与会人员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13人。会议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当选为干事。学会以“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从入会条件、学会纪律看，新民学会对会员要求很严格，但是新民学会还只是一个追求思想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体，“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充分反映了学会性质。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三人同为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成立时只有蔡和森未担任职务，可见其淡泊名利、一心为大家做事的优秀品质。
赴法勤工俭学——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
新民学会成立初期，主要进行了两项活动：一，发展新会员；二，向外发展。毕业后向何处去？这是新民学会会员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此时湖南政局混乱，青年人几乎无学可求。正当新民学会的青年苦苦找寻出路之时，蔡和森、萧子升从湖南某报刊上了解到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经杨昌济确认此消息后，大家决议赴法留学十分必要，并推举蔡和森、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1918年6月23日，受新民学会委托，蔡和森只身赴京筹办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这是蔡和森走出湖南的第一步，也是走向全国的开始。抵达北京后，蔡和森结识了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为积极促成湖南学生赴法，蔡和森与勤工俭学发起人李石曾再三交涉，争取到侨工局借款五六千元。蔡和森给毛泽东、陈绍修写信，督促他们召集有志青年赴京劝毛泽东尽快赴京。9-10月，先后有50多名湖南青年抵达北京。可以看出，蔡和森对于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0年1月30日，经过35天的航行，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乘坐的轮船抵达法国马赛。蔡和森先入蒙达尼男子公学，后因学校课程较多，决定自学。他买了一本《法华字典》，“每日生活，全在公园空旷中，不上课，不看书，惟饱吃面包。……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蔡和森的法文进步很快，不到三个月“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8月13日，蔡和森告诉毛泽东：“卤莽看法文报，现门路打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 至1920年8月中旬，蔡和森已经能够粗略看懂法文小册子，还把自己编译的小册子在勤工俭学生传阅。据尹宽回忆：“在法国勤工俭学生中，首先倡导共产主义的是蔡和森。蔡和森这个怪杰，一到法国，就不想进工厂也不肯随班学法文，囚首垢面高谈马克思主义，开口闭口是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不仅在新民学会的旅法会员中间而且在全体勤工俭学生中间，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遥遥领先的”，并引导其他勤工俭学生走向马克思主义。
蔡和森对毛泽东、陈独秀等人的思想也产生了影响。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由此可见，蔡和森此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已经较为准确，基本确定俄式革命为改造中国之“良方”。9月16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建党思想：“（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封信对于毛泽东在湖南的建党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给陈独秀写信，表示自己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写给毛泽东、陈独秀的三封信，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国内的建党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蔡和森也成为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
蔡和森还领导了勤工俭学生的几次革命斗争。1920年下半年法国经济危机爆发后，很多做工的中国学生被解雇，“截止到1921年2月，在2000名中国留法学生中，约有1000人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陷入困境”。1921年1月12日、16日，华法教育会两次发出通告，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这无疑将勤工俭学生推向绝境。2月中下旬，北京政府要求：“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责成公使馆办理云云。” 获悉北京政府态度后，蔡和森等人决定采取直接行动。2月28日，在蔡和森、李维汉等人领导下，400余名勤工俭学生到中国驻法国公使馆请愿，要求解决勤工俭学生的生存和求学问题。请愿活动遭到法国军警的镇压，多名学生受伤，这次斗争又被称为“二·二八”运动。6月中旬，为扩大内战需要，北京政府向法国借款3亿法郎，以川、滇、粤、桂四省采矿和铁路建筑权为条件，并以中国印花税、验契税作担保。这极大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蔡和森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组织在法华人召开了两次“拒款大会”，这次斗争最终以胜利结束。在“二?二八”运动、拒款斗争之外，蔡和森还与赵世炎、王若飞领导了旨在争取“求学权”的“进占里昂中法大学”运动。当时，大部分无学可读的勤工俭学生，把争取里昂中法大学作为求学问题的“最后之解决”。9月中下旬，当得知里大从国内招收的学生即将于24日入校时，各地勤工俭学生决定“直接行动”。9月21日，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125名先发队员直奔里昂中法大学，占领了里大校舍。由于陈箓告密，法国警察进入校园严密监视所有学生，“许入不许出”，并把他们的护照收走。在芒特吕克炮台的旧兵营中被囚禁了二十多天后，蔡和森、陈毅等105人于10月13日被法国政府被遣送回国。
赴法勤工俭学为蔡和森接触马克思主义文献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也成为勤工俭学生中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帮助其他青年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蔡和森以书信的形式影响了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的建党活动，也是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蔡和森如普罗米修斯把火种传入人间一般，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不要丧失独立性”、国民党要“再造”
从法归国途中，蔡和森、李立三商议到广州去找陈独秀，遂在香港下船，再前往广州。到广州之后，蔡和森才得知陈独秀已经赴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遂返回香港，从香港乘船赴上海。蔡和森、李立三抵达上海后，随即经陈独秀、陈公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因此前曾与陈独秀通信，给陈独秀留下深刻印象，被留在中共中央工作；李立三因在法国从事华工运动的丰富经验，被派往湖南从事工人运动工作。
1922年7月16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蔡和森以中共留法支部代表的名义出席会议，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分管宣传工作。 “二大”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马林提议党、团员加入国民党，该提议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蔡和森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所能起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显然，蔡和森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不具有革命性，中国共产党应当独立领导中国革命。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会上，马林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陈独秀反对马林意见，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蔡和森表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可以看出，蔡和森坚决反对党内合作形式，并自觉地把国共合作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1923年6月，蔡和森在党的“三大”上提醒全党 “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的重要性”，“不能因加入国民党，就牺牲这些原则性的立场。”蔡和森对于国民党的革命性始终持怀疑态度，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西湖会议”后，蔡和森筹建第一份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并担任该刊物第一任主编。作为《向导》的主编，蔡和森撰写大量文章，发起强烈的舆论攻势，批评国民党的妥协立场；孙中山逝世后，争取国民党中派，批判右派的反革命行动。针对孙中山提出的兵工政策，蔡和森批评这种主张是“与虎谋皮”、“助虎作伥”，奉劝国民党：“多做些革命的工作呵！至于改良军阀的军队、巩固封建势力的基础，这种工作，你们不应去参与，尤其不应指教他们怎样做罢！”针对孙中山调和各派军阀的投机行为，蔡和森批评说：“调和四派势力的政策能告成功，结果至多不过是维持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换过说即依然是不统一不和平的局面”，“希望中山先生们迅速估定革命新方针，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而且朝着世界革命走去，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中华民族才得解放！”蔡和森对于国民党的批评，引起戴季陶等人的强烈不满，戴季陶直言：“你们太霸道了，目中无人，要知你们是‘客卿’，我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从中不难看出，蔡和森主编的《向导》战斗力之不一般。
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期间，蔡和森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指出：“应重新评价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的形式。旧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右派和中派对于这种情况一直不满，并反对我们。现在是否需要寻求另一种联合战线形式呢？”从这段思考可以看出，原本就对“党内合作”持反对态度的蔡和森，意识到“容共”形式引起国民党中派、右派的不满，应当改变这种合作形式。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意识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存在的弊端，对于国共合作的看法似乎又回到了开始的设想——党外的联合战线，实际上是强调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组织的独立性。
“以暴动对付暴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方案
1927年3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高潮，蔡和森从莫斯科启程回国。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但是，中共中央未能意识到资产阶级的整体右转，在“北伐”与“东征”问题上犹豫不决。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主张东征；罗易、谭平山则主张南伐，夺取广东。实际上，不论是“北伐”、“南伐”还是“东征”，中共中央只能依靠军阀部队，需要时刻警惕他们的叛变。蔡和森认为“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是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这便是指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问题应首先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话。”当时两湖、广东地区的农民运动“不可控”倾向更加明显，甚至已经形成自发的土地革命高潮。农村反对土豪劣绅时，“常常发生私自审判、处决豪绅的事件”，“农民代表会议场场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口号。”武汉、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也十分“过火”，“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上”。这表明两湖的工农运动已经超越“国民革命”允许的范畴，发动工农进行暴动具有可行性。
针对政治形势的发展，蔡和森与李立三商议提出：“发动一切工农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并开赴前敌助战；同时提议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此后，蔡和森在与毛泽东、郭亮等人交流中形成了 “两湖议决案”，即发动两湖工农群众，实行暴动。“两湖议决案”的提出，表明蔡和森主张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革命，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产国际代表针对“两湖决议案”多次讨论，几经反复。6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蔡和森提出的“两湖决议案”，决定在两湖地区发动武装暴动。6月14日，蔡和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提出“以鄂做中心，湘鄂赣三省左派做基础”向反动派作斗争。周恩来同意蔡和森的提议，并提出“三省救各省，东南讨蒋”的斗争方针。6月17日，周恩来又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中共中央准备实施“两湖议决案”。此后，共产国际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暴动所需款项又迁延不发，“两湖议决案”最终不了了之。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分共”，国民革命失败。
7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成立新的临时常委会。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替罪羊，蔡和森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也难脱干系，落选了常委会。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蔡和森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1月20日，蔡和森因此前顺直省委改组问题，被开除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职务。这也成为蔡和森政治生涯的转折点。1929年初，蔡和森赴苏联疗养，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1月，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5月，蔡和森赴香港担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6月10日，蔡和森出席香港海员工会的一次会议时被捕。8月4日，蔡和森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枪决。年仅36岁的蔡和森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直至牺牲，蔡和森都不知道自己政治局职务的恢复。
作者贾凯，现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原载于《百年潮》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