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 丽 萍
五四时期，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是一个追求理想、砥砺人生、旨在救国的青年进步团体，70余名会员中有19名女性，蔡畅是其中之一。蔡畅既是新民学会成立的见证者，是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也是新民学会留法学生政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新民学会的理念与活动，深刻影响了蔡畅的人生轨迹，不仅使她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由之成为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学界对这一史实尚无研究，本文结合新发掘材料对此加以考察和分析。
一、“旁听”新民学会、推动女子赴法勤工俭学
蔡畅是新民学会成立的见证者。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湖南省长沙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中成立。蔡畅和母亲葛健豪、姐姐蔡庆熙负责后勤工作。当时，蔡家主要靠蔡畅在周南女中附小工作赚钱养家，贴补哥哥蔡和森。蔡畅从小就钦佩毛泽东和蔡和森，特别愿意与他们一起研讨人生（[美]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新女性》，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页）。受此影响，她旁听了新民学会成立的全部议程。
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对会员有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的要求，强调自身修养和人格感召力。毛泽东、蔡和森等会员，多是长沙各学校的毕业或肄业学生，极具理想抱负“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121页），有丰富新知识，著文、演讲都是好手。在新文化风行之际，新民学会逐步发展成为五四时期湖南最有影响的进步社团之一。
新民学会会员常在蔡家聚会，几乎每一次活动蔡畅都积极参加。她认真倾听和思考大家讨论的各种新鲜问题，不断提升思想认识，强化自己追求，努力理解世界大势和中国的问题。蔡畅曾谈到，“我哥哥和我是好朋友，我是允许参加这个学会的唯一女孩子。虽然哥哥不跟我谈多少政治问题，但听他们谈话和参加社会活动，也学到了许多东西”（[美]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新女性》，第268页）。从形式上看，她一直都是新民学会的“旁听会员”。
此时，“一战”刚刚结束的法国，百废待兴，急需大量工人。法国向中国提出派华工入法工作或派学生半工半读的要求，报刊上也在宣传出国勤工俭学运动。在此背景下，新民学会成立后所做的最具深远影响的事情，就是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派会员赴欧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努力开拓视野，并谋求学会“向外发展”。蔡和森到北京联络留法勤工俭学之事，蔡畅从蔡和森的北京来信中得知，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渠道已经沟通，对此心驰神往。已赴法留学的萧子升传来了“华法教育会答应招女10 人赴法”的信息（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他建议新民学会让蔡畅出面发起湖南女子勤工俭学运动。在得知有女子留法勤工俭学的可能性后，蔡畅及母亲、蔡和森商定全家出国，并让蔡畅写信邀请向警予同行。
1919年夏季，蔡畅与向警予、陶毅一起，在周南女校发起成立了“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进而成立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有意愿出国的女子学习法文，为出国作语言准备。她们还呼吁当局对女子出国勤工俭学给予支持，解决女子出国的旅费困难等问题，得到官方积极响应。8月至9月间，湖南省长先后批饬湘阴、浏阳两县知事给省一女师毕业生黎群铎、肖淑良赴法旅费（《女生赴法勤工俭学》，《大公报》（长沙版）1919年8月18日，第9版），批饬浏阳县知事优给女教员熊淑彬、熊季光赴法的川资（《赴法勤工俭学之踊跃》，《大公报》（长沙版）1919年8月29日，第9版），批饬长沙县知事给范新顺等补助（《男女学生纷请赴法留学》，《大公报》（长沙版）1 9 1 9 年9 月7日，第7版），还批饬湘乡县知事给女生杨良权津贴（《赴法请津之呈批》，《大公报》（长沙版），1919年10月2日，第9版）。消息在《大公报》（长沙版）上披露后，极大鼓舞了湖南女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
1919年12月25日，意气风发的蔡畅、向警予、葛健豪、李志新、熊季光、肖淑良湖南六女子，协同蔡和森等30余人，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乘坐法国邮轮“盎脱莱蓬”（Andpe lebon）号启程赴法。
湖南六女子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引起了一定反响。留法勤工俭学会的沈仲俊、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刘清扬、环球中国学会的吴敏吾、上海恒丰纱厂经理聂云台等30余人前往码头送行。刘清扬40年后回忆道：“1919年五四运动高潮时期，我国有许多青年，为了追求进步，都到法国勤工俭学。当时，我正在上海，常听人们谈到这些青年苦干、求学的精神，使我从心里感到佩服。1919年的初冬，我满怀热情地跑到海边，为我这些不相识的朋友送行”（转引自夏远生等：《相伴百年 李富春和蔡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上海《时报》当时刊文，盛赞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的开拓之行，称之为“中国妇女界之创举”（转引自夏远生等：《相伴百年 李富春和蔡畅》，第24页）。
1920年代的中国，女性出国留学向外发展，是极其新鲜的“壮举”。它需要打破女性固守家庭的世俗观念，倡导男女平等的理念，更是中国人迈向异域探求救国之路的渴望与勇气的体现。具有开阔眼界与无畏精神的蔡畅，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先行者。
二、在新民学会中锻造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1920年1月底，“盎脱莱篷”号邮船抵达法国马赛港；2月2日，蔡畅一行到达巴黎。
按照接待这批勤工俭学生的华法教育会的安排，蔡畅等6名湖南女生被分配到法国南部县城蒙达尼，入蒙达尼女子公学学习。蔡畅入学后，刻苦攻读法文，很快就能用法文会话，并可以借助词典阅读法文书报。1920年8月，萧子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兴奋地称赞：“诸女同志法文进步极快”（《肖旭东给毛泽东》，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94-95页）。
在长沙时，蔡畅参加过不少进步活动，她后来回忆道：五四运动前，“我的思想还没有定型。那时，我喜欢各种新事物，思想要求进步，希望在一个光明美好的乌托邦社会里生活。在五四时期，由于日本人的入侵和二十一条要求，我对民族主义更感兴趣。”（[美]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新女性》，第269-270页）显然长沙时期的蔡畅鉴别各种思潮的能力尚弱，对空想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都有兴趣，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等思想没有直接接触，没有形成成熟的世界观和明确的奋斗目标。
蔡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在法国期间确立的。一方面，她受到了蔡和森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法国，兄妹相处机会较多，蔡畅了解到，蔡和森“对俄国革命、马列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与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建立了初步的联系，特别与李大钊发生了密切关系，并参加了他所指导的少年中国学会。所以他是抱着明确的目的来法国的：即从第一手资料详细研究和认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列宁主义给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新东西”（蔡畅：《回忆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妇女运动的先驱——蔡畅》，中国妇女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妇女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另一方面，蔡畅边学习法文，边查词典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小册子，渐渐领悟其真谛，其视野与思想认识由此产生了很大变化，所读相关著作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与妇女》《无产阶级革命》、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拉波波尔(Charles Rappoport)的《共产主义摘要》(Précis du communisme)《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哥伦太尔的(Alexandra Kollonta?)《共产主义国家与家庭》(La famille et l'Etat communiste)《苏维埃共和国中之工女与农女》(L’ouvrière et la paysanne dans la République soviétique)《社会主义与妇女》，以及法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fran?ais)编写的《人道报》(l'Humanité)《共产党报告》(Bulletin Communiste)《女工人》(L’Ouvrière)《国际通讯》(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等报刊（蔡畅：《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员团员调查表》（1925年4月20日），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495-225-109，第170页背面），由此不断加深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理解，寻求解救中国的良方，在思想上确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仰，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世界观。
1920年上半年，经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萧子升等老会员提议，并经国内学会同意，新民学会决定在法国成立支会，蔡畅正式加入新民学会。7月6日至10日，在法国各地的新民学会会员聚集蒙达尼开会，蔡畅全程参加。与会者赞同将新民学会的宗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扩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修改经长沙总会的讨论并通过。学会宗旨的变化，将新民学会在体制内通过倡导学术、移风易俗来改革国民素质的思想，演变为对于整个旧制度的革命。这不仅表现出留法会员们在视野及思想意识上的明确变革，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及中国的问题，也反映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于中国现状的不满及新民学会自觉提升了应负的历史使命。
如蔡畅所言，当时留法学生中存在着是以民族主义还是以社会主义革命救中国的两大流派，蔡畅最初是“主张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救国的民族主义者”（[美]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新女性》，第271、272页）。两种流派的分歧在新民学会分会内部也争论激烈。蔡和森认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主张组织中国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等则主张进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肖旭东给毛泽东》，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93页），以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并引发动荡。在激烈争论中，蔡畅经过充分比较与思考，旗帜鲜明地赞同蔡和森的主张，并同向警予一道坚持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看法（[美]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新女性》，第272页）。这一时期，蔡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变得更加清晰了。李维汉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称：“学会中诸女友，都比我们强，我喜极。”（《李维汉给毛泽东》（1920年8月28日），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99页）
1921年7月, 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代表湖南省的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共同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远在法国的蔡畅，因参加新民学会法国分会的活动，完成了从一个热衷国事、却对如何解决中国问题懵懂无知的热心青年，到信仰坚定、思想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迅速蜕变。1922年12月底，蔡畅经过赵世炎、林蔚介绍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春，旅欧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成立，蔡畅在6月经李富春、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蔡畅的生活及工作自述》（1938年6月28日），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495-225-109，第64页）。
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路，常常受制于文化与体制的约束，也受限于精英人物的眼界开阔与思想成熟与否。近代以来，不少先进中国人普遍意识到，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思想中难以找寻到解决中国落后并建设强国的钥匙。在世界先进文化中，诸多思潮与理论多植根于西方社会的历史演进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中，纷纭繁杂，既难以找寻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更难以找到适合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根本问题的真理。踏上法国土地后，蔡畅这一批以改造中国为追求的热血青年，亲身目睹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与阶级矛盾，洞悉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内在机理，深刻领会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对于落后国家与民族寻求解放之道的探索，结合在工厂的亲身经历，他们认识到，解决中国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根本之道，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俄国革命为经验、推翻不以民众利益和国家发展为根本追求的旧政权，以制度革新带动整个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中国才能彻底独立和富强。从蔡畅后来的革命和工作经历来看，她此时的思想转变是根本性的，由此终其一生，她都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视男女平权为社会进步之路
新民学会成立伊始就重视发展女会员，提倡女性解放与发展。在北京办理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时，蔡和森给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友写信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蔡林彬给陈绍休萧子暲萧子升毛泽东》（1918年8月27日），《蔡和森文集》（上），第15页），他还嘱妹妹蔡畅在长沙“邀友自读”，作好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张国基在给毛泽东信中建议，新民学会“要有真正的解放，打破一切界限，无论男、女、老、幼”，只要他们的思想与学会宗旨相合，都可以加入学会（《张国基给毛泽东》（1920年5月23日），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62页）。毛泽东完全赞成吸收女会员，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称：“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致向警予信》（1920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第549页）。
1919年下半年，长沙周南女校的学生纷纷加入新民学会，“向警予、陶毅这时正式加入新民学会，……11月，自治会的活跃分子魏璧、劳君展、周敦祥也相继入会。”（戴绪恭：《向警予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40 页）为表示尊重之意和扩大社会影响，毛泽东提议全体会员齐集周南女校开大会欢迎她们,并全体合影留念。为体现“男女平权”,新民学会的机构进行改革,学会设立评议部、执行部，执行部又设学校、编辑、女子、留学各部。执行部、评议部部分负责人李思安、陶毅、周敦样、魏璧等是女性。新民学会人数最多时有七八十人, 其中女性占四分之一。
1919年10月，在毛泽东鼓励下，周南女校学生主办了周刊《女界钟》，主编是新民学会会员周敦祥。《女界钟》倡导捣毁“孔家店”、砸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枷锁，提倡科学和民主理念，要求男女平权、教育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主，主张妇女经济独立。“女子解放”呼声的不断高涨，让青年蔡畅深受影响，她的思想意识与向警予非常接近，均认为妇女地位的提高，“归根结底的希望，仍离不脱教育。而男女同学的教育，尤为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文化进步的惟一妙法”（《向警予给陶毅》（12月20日），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37页）。
1919年12月，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如期成行。12月9日，第一批有范新顺、范新群和新民学会会员熊淑彬三人，第二批12月25日成行的向警予、蔡畅、熊季光及葛健豪、萧淑良和李志新。这些先行者的开拓之举，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蔡畅等新民学会女会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21年春蔡畅与胡慕昭、向警予、劳启荣、熊季光、熊淑彬等女会员，联络其他女生12人，组成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国内女界公开信，明确提出：“女子问题为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女子运动为社会主要运动之一”（《留法女生对海外大学之要求》（1921年5月30日），戴绪恭、姚维斗编：《向警予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要求女子有读书权利，要求国内西南大学所属的海外大学招收女生。 7月20日至26日，《大公报》（长沙版）连载了蔡畅、向警予、熊季光等12人签名的《致女界全体书》；7月30日和31日，北京《晨报》也连载了这封公开信，引起舆论反响（苏平：《蔡畅传》，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
新民学会重视女性、积极吸收女子入会及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政治活动，深刻改变了蔡畅，使她初步形成了男女平等、女性参政议政的思想。到法国之后，蔡畅在视野上空前开阔，她的社会改造思想渐渐发生变化，由此前以教育入手提高妇女素质的改造方法，逐步发展到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旧有体制，从根本上解决男女平权的问题，成为倡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四、在斗争中淬炼革命素养
与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一样，蔡畅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和周末的业余时间学习法语、阅读马列著作，努力提高思想认识；她非常关心中国和世界大势，在政治实践中锻造自己。
1921年，由于留法勤工俭学生激增，经费日益紧张，一些贫困学生只得以种种活动争取生存权益。法国当地政府不断施压负责资助的华法教育会，该会遂以“川资、学费欠短”、“经费无保障”、“勤工俭学有困难”为由，逐步减少资助赴法勤工俭学生的数量，对于主张温和、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留法勤工俭学予以优先照顾，给他们介绍工作和学校。多数穷学生无工可做、无学可上，生活窘迫，这一区别对待的作法激怒了留学生。2月28日，蔡和森、王若飞、李维汉等联合新、老留法勤工俭学生500余人，在巴黎举行游行示威，高喊要求“学习的权利”、“吃饭的权利”和“思想自由的权利”的三大口号（[美]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新女性》，第272页）。蔡畅和女友们参加游行，他们冲进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驻法公使陈箓答应借款维持勤工俭学生的生活，暗中却请来法国警察。蔡畅与其它女友（其母葛健豪在内）被法警抓捕并拘留一天。周恩来后来写道：“2月28日请愿使馆之举，主持最力者为某预备学校（蒙达尼公学）中之男女学生……，女学生之加入运动，是长男生之势，壮男生之气也”（ 李永春编著：《蔡和森年谱》，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1921年6月，北京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意欲以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建筑权为条件，向法国秘密借款100万金法郎。得知消息后，留法勤工俭学生周恩来、蔡和森、陈毅、蔡畅等联合巴黎华侨各团体，于6月30日组成“拒款委员会”，发表“拒款宣言”；中国留学生和旅法各界侨胞，在巴黎连续两次举行“拒款大会”，蔡畅积极组织女友投入这一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因此掀起反对金法郎案的大规模民众运动。法国政府担心事态扩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
“拒款斗争”获得胜利，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9月15日，北京政府驻法国分使馆停发中国学生的维持费。蔡和森、李维汉、陈毅等又领导发动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第三次斗争，斗争目标是“开放里昂中法大学”。里昂中法大学原是北京政府以勤工俭学之名，利用法国返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建成后却拒收在法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另从国内招收一批官绅子弟入学。9月17日，各地勤工俭学生推选以蔡和森、赵世炎为首125人组成了入校先发队，前去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组成十人团，在巴黎负责联络和声援工作。
9月22日晨，先发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校舍，遭到法国警察镇压，赵世炎、蔡和森等百余人被捕。虽有各地留法学生和华工的声援，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十人团奔走营救，结果均告无效。28天后（10月18日），被捕学生遭遣送回国。此次斗争虽然失败，蔡畅等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斗争中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不再惧怕法国警察和北京政府的权势，更加敢于斗争，很多人由此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为后来建立革命组织创造了条件。蔡畅曾自豪地称这次斗争是一场“小小的十月革命”。
1922年春，周恩来等发起在法国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蔡畅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入团。不久，经中共中央批准，该青年团改称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3年，蔡畅与其它同志一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下，蔡畅从里昂迁到巴黎生活，她白天做工，晚上做党的工作。她在党内担负一个小组的领导工作，负责宣传任务，工作非常努力。直至1924，蔡畅和李富春奉中共中央指示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正是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学习和磨砺，为此后蔡畅参加国内斗争、经历残酷考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小结
1918-1921年间积极活跃的新民学会深深影响了蔡畅的人生，在新民学会创办者的思想交锋中，汲取了改造社会、寻求出路的思想营养，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期间，新民学会的精神孵化作用功不可没。
新民学会会员对于女子解放、男女平权的理念和实践，在1920年代的湖南乃至于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蔡畅为代表的学会成员，推崇女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新主张,对于当时人们思想的开化，启发女性为平等展开斗争，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他们还身体力行，成为新青年学习的楷模。由此奠定了蔡畅此后致力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领域工作的基础，使其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新民学会的成立和活动,处于民国初年社会思潮纷涌的转变年代，新民学会的性质随之渐由民主主义接近马克思主义。经由新民学会的培育，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均经历了思想的重要变革，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新民学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要贡献（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20页）。
新民学会奠定了蔡畅人生道路的重要基础，蔡畅也是新民学会的一抹亮丽色彩。
[本文为天津市社科重点项目“蔡畅与新中国妇女运动”（TJDJ15-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姬丽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