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在北伐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理事长在“纪念北伐战争90周年”活动中的发言
李勇 贾凯
图片为1926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国民革命军有关政治部成员合影。前排右一李富春，左二郭沫若，三排左二李一氓，左三林伯渠。
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他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爆发了一场迅猛发展的工人和农民的大革命，其意义不可低估。而北伐战争和大革命高潮的出现，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今年是北伐战争90周年，回顾李富春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参加北伐战争的经历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有助于青年一代传承和发扬老一代革命者的理想信念和人格精神，有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一、改造“湘军”，主持政治讲习班，准备北伐战争
李富春于1900年5月22日出生在湖南长沙。1919年10月李富春赴法勤工俭学，在法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领导者之一。1925年1月，李富春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6月中旬，中共中央要求他们“从早回国”，李富春等人于8月抵达上海。当时国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成功合作，使革命形势的进程发展很快，急需干部。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富春到国民革命中心广东工作。
李富春于1925年8月20日抵达广州。由于李富春旅欧时期曾参加中国国民党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再加上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接受过系统的政治、军事训练，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李富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到国民革命军中工作。当时，国民革命军是中国国民党 “以俄为师”建立的军队，一共有六个军，其兵员主要来自旧的军阀部队。要想把这些旧式军队改造成为新式“国民革命军”，迫切需要在这些部队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对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年仅25岁的李富春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担任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领中将军衔。同时周恩来、朱克靖、罗汉、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分别出任国民革命第一、三、四、六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汪精卫兼任各军党代表，但是一直未到职，李富春等人实际上就是党代表。二军由“湘军”的一部分改编而来，是一支组织纪律松弛、战斗力较弱的部队，军阀习气、雇佣军思想严重，存在拉帮结派、欺压士兵等现象。谭延闿、鲁涤平担任二军军长、副军长，下辖四个师，一个炮兵团，一万多人，军、师中都有苏俄顾问。二军官兵以湖南人为主，由李富春到二军工作，党组织显然考虑到了他的湖南人的身份。当时谭延闿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所以二军由鲁涤平代理军长，重大问题由鲁涤平、李富春和苏俄顾问三人协商决定。
李富春到二军做政治工作，面临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把一支旧军队改造成适应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需要的新军队。李富春认为：“第二军之改编不仅是第二军本身之一生机，而实是国民政府下全部国民革命军之一个进步。”他说第二军的任务首先要 “振刷精神”，认清“为造成真正的革命军队的目标努力去干！”仿照苏俄红军政治工作的做法，李富春在二军成功地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第一，二军的全体官兵加入了国民党，军、师、团、营各级组织设立政治指导员，基层设立党小组，三个师的党代表分别由湘籍共产党员李六如、方维夏、肖劲光担任；第二，选派一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到二军，从事党务和宣传工作，二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较多，仅次于叶挺独立团；第三，在军、师两级秘密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李富春任书记，在党组织内部传达学习党的文件和精神，发展新的党员。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使二军的政治宣传工作井井有条地开展起来，连谭延闿都说：以前各处也曾做过一些政治宣传工作，但“因没有组织，没有系统，所以没有收好大的效果”，“现在这种责任，有了政治部负责去做，当然比较从前好得多了”。
针对二军的实际情况，李富春把政治工作重点放在消除“私人私枪”观念和地域意识上，并将其作为培养官兵革命意识的先决条件。李富春强调：“私人观念不澄清，则本军历史上所遗留派别界域即不能消灭，本军彻底的革命化即不能实现。革命党之用人，只知其为同志，只知其为可用之同志，不能革命不能廉洁者，虽亲人也不能姑息；能革命能干事之同志，即一面不相认亦可用之。用人者自己有结党营私之观念，然后所谓‘私人’始能蚁附之；革命者有光天化日之心地，努力不断的革命精神，革命群众自然拥护之。” 他又说：“私枪观念不打破，则我们的军队要想变成革命的军队，民众的军队即不可能，要使之为革命牺牲即不可得。” “革命军的真正精神，不在乎缴得许多反革命军队的枪械为荣，而是在真能得到若干民众的欢迎声啊！”二军政治部还撰写了《革命军》、《革命军与反革命军》等文章，向士兵阐述国民革命的性质、任务，重点剖析了国民革命军与军阀军队本质上的区别，使士兵明了“革命军就是担负革命的任务，实行主义的军队，是人民的先锋队和国家的干城”。李富春还指导政治部秘书共产党员黄鳖，针对广大官兵识字不多的情况，有意识地把政治工作与识字运动结合起来，组织编写了《士兵识字运动课本》、《士兵日课问答》等通俗教材。教材的第一课是这样写的：
问：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答：要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
问：如何得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
答：先要打倒使我们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的敌人。
……
问：我们不革命能够实行三民主义吗？
答：我们不革命、不牺牲、不流血，是绝不能实行三民主义的。
问：三民主义不实行与我们有什么害处？
答：三民主义不实行，我们永远受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的压迫、摧残、掠夺、剥削；永远不能自由平等；永远不能解决生活问题。所以我们要努力革命，求达到三民主义的目的。
教材既有形象的图画，又有通俗的问答，有助于官兵明白为什么革命、怎样革命、三民主义的意义、如何实行三民主义等关键问题。二军官兵由不懂“主义”、不谈“孙大炮”的“空论”、拒绝政治宣传的态度，转变为能够接受政治教育了。
对于工作中遇到的来自中高级军官的阻力，李富春有策略地利用谭延闿在二军的声望以及对自己的赏识，成功地推行了各项工作：向官兵灌输民主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任务；每天早操时各连队背诵“总理遗嘱”，每三天召开一次党小组会议，每周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军官在会上要训话；宣传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号召全体官兵为之奋斗；开展官兵平等、军民团结、遵守纪律的宣传教育活动，严格禁止任何打骂、侮辱士兵的行为；经常性表彰官兵中的模范事迹，批评违规乱纪行为；实行经济民主和公开，成立军需委员会，不克扣兵饷。李富春还特别重视下层统战工作，要求各级政工人员经常性地深入士兵，并做好下级军官的启蒙教育工作，争取他们成为革命力量。通过一系列改革和探索，二军内部的官兵关系以及与老百姓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官兵积极配合政工干部的工作，整个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士兵拒受地方商人犒赏大洋，官佐垫资为士兵购买毯衣”等感人事迹。正如李富春在一份报告中所说的：这支“昔日行军时，拉夫、筹饷、抢劫、骚扰无所不为的湘军现已成为‘颇受民众欢迎’的革命军队”。从中可以看出，二军在李富春政治工作的领导下较为成功地由私人军队转变为国民革命的军队。李富春的工作成绩十分突出，受到中共广东区委和军事部长周恩来的表扬。
1925年11月，统一广东的第二次东征战争结束后，国民革命军开始进行北伐前的准备。除了军事和物质上的准备外，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开办政治讲习班，为国民革命和北伐培训更多的政治工作人员。政治讲习班设在广州惠爱路国民党中央党部，总共招收了三百五十多名学员，学习期限半年。讲习班由理事会领导，理事大多由湖南人出任。李富春担任政治讲习班主任，主持了讲习班的全面工作。讲习班的学员一部分是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时的编余人员；一部分是湖南共产党组织秘密选派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其中中共湖南省负责人夏曦就从湖南组织派送了一百五十人去学习；还有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招收的青年学生。训练班的入学考试由李富春主持，内容侧重政治理论，即三民主义等内容；还考察了写作能力，也有口试、体检。学员入学一个月后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李富春还注意从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和建立党组织。
李富春邀请了讲习班诸位理事以及国共两党干部来讲课：汪精卫讲授《中国国民党党史》，陈公博讲授《中国国民党政纲》，高语罕、甘乃光讲授《三民主义》，张太雷讲授《世界政治经济状况》，邓中夏讲授《职工运动》，熊锐讲授《帝国主义之由来及其性质》，恽代英讲授《中国政治经济状况》，郭沫若讲授《革命文学》，毛泽东讲授《农民运动》，刘健讲授《经济地理》，石醉六讲授《各国革命史》，彭莘农讲授《中国政治状况》，阮啸仙讲授《广东农民运动状况》，肖楚女讲授《社会主义》，何香凝讲授《妇女运动》等。李富春全面负责讲习班的日常工作，包括学员的学习、生活、思想等方面。由于当时二军的工作事务繁忙，因此他未在讲习班承担具体的授课任务。但是，李富春经常利用晚间集合、训话时间针对学员思想问题开展教育工作，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李富春一口浓重的长沙话让大量湘籍学员倍感亲切。在李富春的主持之下，讲习班学员的思想十分活跃，经常在一起热烈地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和世界局势发展。
1926年6月，经过紧张的学习和训练，政治讲习班结束了。李富春在毕业典礼上对同学们说，你们经过短期训练，学到了很多革命理论，每个人充满了献身精神。你们毕业的时候，正逢北伐杀贼的时候。他热情洋溢的说到：“同学们！我们都是加入革命战线的生力军；我们将是参加北伐的敢死士！……三百五十位同学何尝不是三十五万有力量的军队啊！”最后，李富春激励学员们：“毕业了，杀贼的时期到了！我们献身党国的时期到了！同学们努力奋斗！北伐、讨吴、胜利！”这是李富春在政治讲习班毕业典礼上最为鼓舞人心的一段话。学员们带着他的嘱托踏上了北伐的征途。这篇讲话后来作为序言收入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同学录中保存下来。讲习班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学员们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骨干，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许多人后来还成为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重要的领导干部。
二、在北伐战争中坚守在二军政治宣传工作第一线
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7月9日，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这标志着北伐战争的正式开始。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国民革命军制定了作战部署：北伐军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直指武汉，打击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的主力部队；然后挥师向长江中下游发展，消灭孙传芳的部队；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雄厚的张作霖部。按照这个部署，第一期作战计划是以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湖北战场的主攻部队；第二、三军为右翼策应，监视江西方向的敌人；第六军和第一军的一、二师为总预备队。从5月开始，北伐军已陆续出征。7月7日，代军长鲁涤平和李富春率领第二军四、六两师离开韶关踏上了北伐的征途，第五师留守南雄担任广东方面的警戒任务。部队沿仁化线进入湖南，途径汝城、茶陵至醴陵。按照总司令部的命令，部队在这里负责密切监视孙传芳部的动向。
北伐之初，二军主要是行军赶路。时任二军副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的李富春，主要围绕两点进行政治宣传教育：一是宣传北伐的意义，二是处理好北伐军和民众的关系。在讲到北伐的意义时，李富春对二军官兵说：“国民革命军这次北伐，并不是国民政府挟武力来扩展地盘，为的是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求解除人民的痛苦。辛亥革命虽把满清打到了，可是政权旁落，军阀横行，列强乘机侵略更甚，小百姓仍是该死。我革命政府忍无可忍，故兴师北指，以打到军阀，打到帝国主义为职志。”在讲到处理好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时，李富春强调革命军要打倒帝国主义和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要靠民众的支持。因此军队要搞好军民关系，尊重民众利益，争取民众的帮助和支持。李富春对二军官兵说：“一个人做事，力量是很小的，而且也做不成什么事。我们要联合成一团体，然后才智集中，力量增大，才能做大事。现在革命军到了，革命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但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靠革命军孤军奋斗，把全国各地军阀肃清，把人民完全拯救出来是很难能的事，还要靠人民的帮助。” 9月25日，在江西清江县举行的欢迎北伐军的大会上，李富春对市民们说：“我们革命军不拉夫，不筹饷，不强住民房，交易概用现金，这是人民军队的行动……革命军的好坏虽不敢自己吹牛皮，然较之军阀的军队，真是远隔天壤了。”
在李富春带动下，二军政治部制定了宣传大纲。各级政治部按照宣传大纲，沿途积极开展宣传工作，贴标语、组织演讲等活动搞得十分活跃并富有成效。行军途中有的师给士兵佩戴了“不怕死，不扰民”的臂章。有个团长经过某地时私自向地方抽税，被举报后受到了撤职处分。这件事对官兵教育很大，以后凡是爱护民众的都受到表扬，凡是违反纪律的都给予严厉处分。李富春领导的宣传鼓动工作颇有成效，人们通过对北伐军的观察，认识到北伐军是一支新型军队。因此二军所到之处受到社会各界的隆重欢迎。例如二军进入株洲的酃县县城时，“沿街两旁站满了欢迎北伐军的工人、农民、学生、商民和群众，他们手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欢迎北伐军’等各种颜色的小旗，频频向部队挥舞致意……北伐军第二军经过酃县先后近半个月，每到一地都热情地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他们纪律严明，说话和气，给酃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江西喻新一战中，李富春带着各师党代表到前线阵地宣传鼓劲时，“洋津、江口、黄巢一带的农民也提着梭镖、鸟枪参战来了，这一来，大大地鼓舞了士气”。老百姓还帮着二、三军运送弹药、伤员，把大饼、茶水送到营地里，把自家建房的材料送到阵地筑工事。萧劲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那时的情景：“出师以来，北伐军每天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人民相忘于道，箪食壶浆以迎，送信带路，倾力相助。特别是在茶陵，给部队教育至深。因为这支部队当年作为湘军时，就曾在此地驻防。那时由于军队纪律不好，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深遭民众痛恶，老百姓闻风躲避。在湘军离湘赴粤时，已是孤立无援，红薯煮饭，风餐露宿，生活十分困苦了。而此次作为革命军旧地重返，官兵还是当初的那些人，但由于政治工作的作用，纪律严明扶助农工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礼遇。官兵们第一次感受到唤起民众的力量，感受到正义之师的光荣，无不感慨万千。连鲁涤平都说：‘我们此次出发由广东到茶陵，沿途可见这种欢迎，并不是因为我们初到或官大而害怕我们，不得不出来应酬一下，确是有意义的，确是认为我们是真正保护他们，为他们谋利益谋解放的，是很诚恳而出于自愿的。”
9月8日，二军、三军兵分三路进兵江西新余，守敌是北洋军阀邓如琢、唐福山、张凤岐的部队，这是二军、三军遭遇的第一场硬仗。政治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官兵能否同甘共苦，特别是战斗艰苦时刻。面对敌人的顽抗，二军政治部以提高官兵勇气为工作目标，李富春身先士卒，率领各级党代表和政工人员奔赴前线阵地，进行宣传，鼓舞士气，慰问伤员，这在攻坚战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一位战地记者记录：“敌人仍向我右翼猛攻。李营长鼎权阵亡。张（辉瓒）师长又调罗营长略韬加入正面。前线益趋巩固，但无多进展耳。薄暮我军又迭次冲锋，仍未奏效。鲁（涤平）副军长重申连坐法令，务期灭此朝食。李（富春）副军党代表复派遣政治委员多人赴各团宣传，士气为之一振。”后来，全军在新余群众的援助下奋勇冲杀，重创敌军，邓如琢部仓皇窜去，孙传芳的部队元气大伤。
之后进行的攻打南昌之战，关系着北伐全局的成败，也是最艰苦的一场战役。当时交战双方都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从一开始就摆出决战的架式。为攻克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决定二军五、六师和一军二师攻打南昌城；二军四师为预备队，警戒抚州方面敌军。从整个部署来看，正面进行南昌攻坚战的重担落在二军身上。接到司令部的命令后，鲁涤平和李富春立即召集军事会议，周密部署作战方案。同时召开政治部部务会议，讨论作战政治宣传问题。在会议上李富春做了动员报告，他说：“我们第二军的任务，是在进攻南昌，南昌一破，政治上的作用是很大的，是可以影响到全盘政局的，如湖北武昌一下，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动军阀，莫不见而生畏。我军已担负了这个进攻南昌的责任，就要大家同心一致，拿出我们在袁州、新余作战的精神来，很迅速的把南昌攻下。我们要攻下了南昌，才算尽了我们在江西作战的任务，才对得起我们攻下武昌的友军。”李富春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政治工作人员要把工作做到实处；二是要使全体官兵明白攻打南昌的责任；三是对于官兵侮辱本党、主义的言论，告知其长官，纠正其错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二军出师后不但吸收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再加上在军队中发展的一批党员，基本形成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政工队伍。攻城时，二军各团又组织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敢死队。但由于敌人炮火猛烈、各支部队协同不好，攻城未达到预期效果。此后，总司令部调整战略部署，切断了南昌守敌与外部的联系，为再次围攻南昌城创造了条件。11月初，攻城之战再次打响，李富春来到作战前线，先后到四师、五师了解情况，鼓舞大家英勇作战；要求各级党代表战斗在第一线，协同军事长官指挥战斗，亲自率队出击。四师进攻南昌德胜门时，敌人重兵把守，并有很多机关枪瞄准了革命军。李富春指示四师政工人员：越是困难时候，共产党员越要以身作则，勇敢冲锋。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的精神对广大官兵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旧军官也能在战斗中冲锋陷阵了。11月8日，在革命军的艰苦作战下，南昌城终于被攻克。二军在整个江西战场牺牲很大，从新余到南昌死伤团长3人，营长18人，连排长约100余人，政治工作人员也死伤20余人，士兵死伤高达1800余人。据当时资料记载：二军“下级干部及士兵的精神颇锐，从二月的作战精神看来，下级干部及士兵确有牺牲精神，则十分九是政治工作力量。”
北伐所到之处，李富春还做了大量地方民众的工作。他不但号召各阶级人民要有“团体的组织”，种田的组织农民协会，做工的组织工会，做生意的组织商会，读书的组织学生联合会，大家都来支持革命军。李富春还帮助各地建立属于人民自己的地方政权。当北伐军经过赣西临江时，李富春顾不上休息，连夜带着军政干部拜访当地教育界进步人士肖椿年，聘其担任清江县党务筹备处主任，现场拟写聘书。李富春待人随和，尊重他人的品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是在清江县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李富春对市民们说，政治部经过调查研究，选出“人品高尚，思想新颖能真正为人民做事者”，召集市民大会，经人民认可，再由政治部加委为县长。李富春说：“革命军不是升官发财的，他完全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希望清江人民拥护已经自己认可的县长并且监督他，使他成为真正为人民做事的县长，才不负革命家的一番牺牲，才认清了革命军所付的使命。”
据时任二军六师党代表的肖劲光回忆：“北伐开始以后，富春同志领导二军政治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他号召政治工作人员到第一线，把政治工作做到实处，并以身作则，在南昌、南京诸战役中，他始终奔走于前线做政治工作。北伐前期，二军之所以在人民群众中颇受欢迎，国共合作密切，官兵作战奋勇，是与富春同志的艰苦工作分不开的。”
三、派军收复永新，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二军进入江西战场前夕，中共中央指定李富春担任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和军委书记。北伐军攻克南昌后，中共中央又任命李富春为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即省委书记，作者注）。这期间李富春一面组织部队总结战斗经验，加强政治训练；一面建立和发展中共各级党组织，建设地方革命政权，并参与整顿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根据北伐前制订的战略部署，二军北伐行军中要经过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罗霄山脉。当时地处罗霄山脉中段的永新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尚在创建之中。1926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工农运动，支持革命军北伐。6月13日，中共江西地委和共青团南昌地委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将党、团员派回原籍，就地组织群众配合和支援北伐战争。江西永新籍的共产党员欧阳洛（烈士，曾任湖北省委书记）、刘真（烈士，曾任支部委员，县委书记）、刘作述(烈士，曾任支部副书记，永新红军大队党代表等职)、王怀等人受党组织的派遣相继回到永新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回到永新后，于1926年7月底成立了永新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由欧阳洛担任书记，党组织很快发展到20余人。贺敏学（江西永新籍，曾任永新县委书记，县赤卫队大队长，红四军32团党代表，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副省长）、贺子珍（贺敏学的大妹妹，毛泽东的第二任夫人）、贺怡（贺敏学的二妹妹，毛泽覃妻子，曾任吉安组织部副部长）、贺忠良、刘元国、张荣锦、朱昌偕等人在这个时候加入党组织，成为当地的革命骨干。随着北伐先锋部队向江西境内挺进的形势，中共永新支部讨论了配合北伐军的问题，决定：一、由欧阳洛、刘真、刘作述等人赴湖南茶陵，希望与北伐军建立联系，得到北伐军和党组织的支持，派兵进军永新；二、刘伯藩、张荣锦、刘作述、贺曙光、曾静池等人发动永新的东乡、南乡、西乡、北乡及城区的群众配合北伐部队。
欧阳洛等人赶到茶陵后，立即与二军的党组织接洽。由于欧阳洛等人是中共江西区委委派回乡工作的，李富春当时是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和军委书记，所以双方很顺利地接上了头。欧阳洛等人见到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第六师师长戴岳，详细汇报了永新的革命形势，并希望取得北伐军的支持。听取了欧阳洛的汇报后，在李富春的力主之下，二军临时调整具体作战部署，决定在保证原作战计划的同时，派第六师副师长朱耀华率领一个团进军攻占永新，消灭当地军阀陈修爵（广东阳江籍，北洋政府陆军中将，孙传芳第二军副司令官），推翻北洋政府在当地的政权，支持永新地区的革命运动。9月上旬，永新守敌陈修爵部慑于二军的声威，不战自退；当地县长见大势已去，仓皇逃跑。乘此机会，中共永新支部的党员迅速组织平民夜校的学员一举攻占了县民防局，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建立了纠察队。9月中旬，在永新同志的配合下朱耀华率部兵不血刃，收复了永新县。不久在李富春领导下，二军政治工作人员帮助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区党部，其中欧阳洛任副书记兼临时行政委员长，贺敏学任青年部部长，贺子珍、贺怡分别任妇女部部长、副部长。
此后，永新地区的农民运动迅速高涨起来。10月永新县总工会成立，并很快发展成为包括缝纫、理发等行业的工会，拥有会员三百多人。至1927年3月在全县十三个区，一百三十七个乡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有三万余人。农民协会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主张。“人人生来都是一样平等，都可以当家作主的”理念第一次广泛深入到底层老百姓的心里。北伐沿线的人民群众焕发起冲天的革命热情，农民斗争极大地动摇了中国封建制度统治的根基。
但不久“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7月18日，江西永新、宁冈、莲花、安福四县的共产党响应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共“八七”会议的号召，组织农民发起了永新暴动并取得胜利。暴动队伍随后成立了以贺敏学为主席的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和以王新亚、袁文才、贺敏学、王佐为领导的赣西农民自卫军。此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这些革命者被迫先后上了井冈山，在那里站住了脚，从此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雏形。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失利后，在带领保留下来的一千人左右的队伍撤往湘南途中，听说了井冈山的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后，即决定的改上井冈山。《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确立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因为：在这个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各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并有袁文才、王左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和湘南起义的农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12月彭德怀、腾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队伍也上了井冈山。正如贺敏学回忆说：“没有莲花、宁冈、永新县的基础，毛主席来了井冈山也站不住脚的。” 因此可以说是李富春在北伐的过程中，支持了永新地方共产党组织的要求，促成国民革命二军派兵收复永新，帮助永新的革命力量和革命政权发展做大。这些永新的中共党组织和革命者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后来毛泽东等人率领的各路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打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此开始了 “井冈山的斗争”，因而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领导的，但是正是李富春等这些中国共产党人在中间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把旧军队改造为新型的国民革命军，保证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掀起了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同时，北伐战争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并为中国革命播撒了火种。我们相信这些革命的火种不仅播撒在了井冈山，而且播撒在了北伐军经过的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这些火种引燃了后来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大火。李富春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2016年5月
参考文献：
[1]方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5-68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册，1982年，第144-147页
[3]贾凯：《整合与分化：“中国少年共产党”群体研究（1919-1931）》，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4] 陈志凌：《北伐战争时期的李富春（上）》，江西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肖劲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6]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国民革命军北伐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
[7]政协广德县文史委员会编：《广德文史资料》第3辑，1990年，第26页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株洲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株洲文史》第9辑，1986年，第48页
[9]中共永新县党委史办公室编：《永新人民革命史》，1989年，第12-15页。
注：作者李勇是李富春的外孙，原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现已退休。
作者贾凯是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人文学院博士后，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